马毛姐：14岁冒着炮火送解放军过江
6月29日，“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渡江英雄”马毛姐第一个上台，获授党内最高荣誉。
“这个荣誉不是我个人的，她属于无数人。”马毛姐说，自己当初成为渡江突击队员，是为了让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如今的幸福生活，是一代又一代人奋斗得来的。
1935年，马毛姐出生在无为，生长在江边一个贫苦渔民家庭。一间低矮的小茅草屋，几亩薄田，还有一只用以捕鱼的小木船，这就是她家的全部家当。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江北岸的无为，当地大小村落里驻扎着20多万准备渡江的解放军。无为民众挑米担柴、修路挖沟、提供船只，忙着各项支前工作。当时年仅14岁的马毛姐也积极参与其中，跟着哥哥去听动员会，并报名参加渡江突击队。
4月20日夜，渡江战役正式打响，马毛姐和哥哥划着船与其他3只船组成渡江突击队，载着30多名解放军战士向长江南岸进发。哥哥眼睛不好，在船桅杆扯帆，马毛姐一手掌舵，一手划桨，船只快速地向南岸破浪前进。子弹像雨点一样飞过来，打烂船帆，也打中了马毛姐的右臂。她忍住痛，简单包扎后，稳住船舵。一整夜，她横渡长江6趟，把3批解放军送上南岸。
渡江战役胜利，华东野战军授予马毛姐“渡江特等英雄”称号，荣立一等功。因为她没有名字，鲜红的五角星上就写着“马小姐”3个字。
1951年，马毛姐参加了国庆观礼。10月3日晚，中央领导同志和各地代表一起看戏，马毛姐就坐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中间。毛主席拉着马毛姐的手，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马毛姐结结巴巴地说：“我姓马，在家排行老三，别人都叫我‘马三姐’，我没有正式名字……”第二天，毛主席把马毛姐接到中南海家里。吃饭时，毛主席亲切地说：“今天请你来，是想给你起个名字，你姓马，我姓毛，就叫马毛姐吧，同意吗？”马毛姐使劲地点头，从此她便有了真正的名字。毛主席还赠给她一个笔记本，并题词：“毛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从北京回来后，马毛姐就上学了，毕业后分配在合肥工作。她在麻纺厂、针织厂、被服厂等多个单位工作过，担任过车间主任、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等多种职务。无论干什么，马毛姐都兢兢业业。她还担任过多届省、市政协委员，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如实反映群众呼声，以实际行动赢得了人们的敬重。
1990年，马毛姐离休了，但她没闲下来。她经常义务到机关、学校、工厂等单位作革命传统报告，教育孩子不能忘记历史，要建设好未来。直到2005年5月，马毛姐正在做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辅导报告时，突发脑梗塞，被送进了医院。
如今，在合肥市蜀山区西园街道卫生服务中心里，杖朝之年的马毛姐每天都会在女儿的陪伴下遛弯，老人家精神状态很好，也非常坚强。女儿刘女士说：“母亲没有什么文化，却每天都看电视新闻、关注国家发展。在新闻上看到习总书记去金寨老区看望农民，她就会对我们说，‘习主席对老百姓好’。”马毛姐用淳朴的语言表达着对党深深的爱。（本网记者 张理想）
吕其明：用音乐歌颂党和祖国
“吕老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一生坚持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劳动人民。他不懈奋斗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6月29日上午，安徽无为，84岁的退休干部王惠舟早早地守在电视机前，观看“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当看到熟悉的面孔——吕其明伴着他自己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步入人民大会堂时，王惠舟激动不已。“吕老是从无为走出去的人民音乐家。上世纪80年代，当我听到他为无为广播创作的‘家乡晨曲’时深受鼓舞，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感悟文章并寄给了他，没想到竟然收到了言辞恳切的回信。从此，我们一直有往来。吕老今天获得‘七一勋章’，我向他致敬！”
今年91岁高龄的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70年来，他先后为《铁道游击队》《焦裕禄》《雷雨》等200多部（集）影视剧作曲，创作《红旗颂》《使命》等10余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300多首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谁不说俺家乡好》等歌曲广为传唱，荣获“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
“我10岁参加新四军，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把我从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培养成一个有道德、有理想、有血性的军人和敢于担当的文艺工作者。”吕其明感言，“回想多年创作生涯，其实只是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践行着我的入党誓词，传承红色基因，全心全意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创作。”
吕其明出生于安徽无为，成长于一个革命家庭。抗战时期，父亲吕惠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曾担任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主任。吕其明从小便受到父亲的巨大影响。1940年，年仅10岁的吕其明被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吸收为小团员。1945年，吕惠生牺牲。正是这一年，15岁的吕其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部队文工团9年的战斗生活和艺术实践，让吕其明受到极大的锻炼和艺术熏陶。新中国成立1个月后，吕其明脱下深爱的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走上了电影作曲的岗位。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1956年，26岁的吕其明应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配乐，一首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传遍大江南北。里面用到了许多山东民歌的元素，这归功于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山东度过了几年时光。
1965年，吕其明创作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在“上海之春”舞台初试啼声。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部中国音乐史上的杰作被无数次演绎。《红旗颂》描绘了开国大典时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的情景。吕其明接到创作任务后，乐思、灵感、激情源源而来，眼含热泪，把自己对天安门、对红旗的热血回忆都写了进去，一个星期就写成了《红旗颂》。乐曲响彻云天、气壮山河，表现了中国人民在红旗的指引下，意气风发、一往无前的豪迈气概。
虽然早就传遍海内外，但吕其明并未放弃对《红旗颂》的打磨。2019年，在作品首演54年后，他才最终定稿——在尾声的配器中加强了国歌的旋律。“我把自己感觉最完整、最完美的《红旗颂》献给祖国。”吕其明说。
每创作一部作品，吕其明都讲求感同身受：为电影《庐山恋》配乐，就走访盛产民歌的江西；为电影《焦裕禄》配乐，就奔赴兰考，研习河南的豫剧、河南的民歌；为纪录片《大庆战歌》作曲，他深入冰天雪地的大庆，与石油工人们同吃同住……
近年来，吕其明依旧笔耕不辍，90岁写出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91岁交出弦乐合奏《祭》。对他来说，这两部作品与《红旗颂》同等分量，是他迎接建党100周年的激情表达。
“在有生之年，我想继续努力，分秒必争地为党、为人民多创作一些作品。”吕其明把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全都融进音符里。（本网记者 夏胜为）
李宏塔：革命传统代代相传
“李宏塔，共产党人革命传统、优良家风的传承人，始终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在每个岗位上都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当好人民‘勤务员’，树立了党员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典范。”6月29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随着司仪的介绍，省政协原副主席李宏塔缓步走上授勋台。
李宏塔的祖父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父亲是安徽省委原书记、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李葆华。特殊的家庭身世，并没有为他带来特殊的照顾。1966年，16岁的李宏塔中学毕业后报名参军。临别时，父亲李葆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要准备吃大苦。不能吃苦，就不能成人！”到部队后，李宏塔被分配至江苏河口农场，当了一名农垦兵。在艰苦的部队环境，他犁田、播种、插秧、除草、沤田，样样都干，不怕苦不嫌累。在部队3年，他被评为劳动能手、神枪射击手、万米游泳能手。
1969年4月，李宏塔从部队退伍，分配到合肥化工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当时的化工厂技术条件比较落后，有害气体腐蚀性很强，要戴防毒面具上岗。李宏塔积极肯干，很快成了厂里的骨干。1973年10月，厂里推荐李宏塔上大学。毕业后，李宏塔仍然回到了原单位，当了一名技术员。由于突出的工作成绩和实干精神，李宏塔被推荐为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此后，李宏塔担任了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书记，合肥市委常委，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等领导职务。1987年，组织上打算安排李宏塔转岗，在征求意见时，他说：“我就是想找一个干实事的部门去工作。民政尤其实在，是直接给老百姓办事。”
“做群众工作，一定要深入一线、下到基层，真正了解群众的生活。”如愿来到省民政厅，李宏塔不坐办公室，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基层度过。他工作实事求是，从不搞形式主义。下基层检查工作，随身带着当地重点救助对象花名册，按名册调查情况。下乡不搞接接送送，直接让司机“把车子开到送不进去的地方”，步行进村入户了解情况。李宏塔见到村民打招呼，拉家常，询问粮食是否够吃，村务是否公开，生活还有什么困难等，如果发现政策没落实，现场打电话给当地民政部门，当即解决问题。
心里装着群众，一心为了群众。1998年，正值民政部提倡开展制订救灾预案工作。针对历年安徽水灾频繁的状况，李宏塔率先提出了在沿江地市推行救灾预案。之后，他一个县一个市地跑，狠抓落实，要求写进政府的工作报告中。结果预案刚刚做完，就遇到了百年罕见的大水。因为安徽有备而战，受灾群众安置得很好，得到民政部的高度评价。安徽曾是全国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省，在总结汇报该项工作中，李宏塔实事求是，提出了税费改革后农村优抚对象和五保户优待供养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他的报告立刻引起了省委、省政府和民政部的高度重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为此签发了意见。使税改费中容易忽视的困难群体问题因快速反映得到有效解决。
李宏塔对待群众很贴心，对待待遇却很淡然。他除了极少数重要公务赶时间，从不坐专车，每天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厅里安排小轿车接送，他坚决拒绝。直到2005年，工作单位搬到了远郊，李宏塔才改乘公务车上班。担任领导工作20多年，他骑坏了4辆自行车。当年根据省干部住房标准规定，李宏塔应该享受至少70平方米的住房。然而1984年，他却搬进位于楼房最西面一套冬冷夏热的两居室，在这套55平方米的旧房里一住就是16年。在省民政厅工作期间，李宏塔曾先后4次主持分房工作，分房近200套，却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房子。后来，省里按规定主动给他补了一个20平方米的小套间，李宏塔的儿子才有了一个自己的空间。
李宏塔对吃、穿、住都不讲究，也不抽烟不喝酒。虽然他一生节俭，但家中却没多少存款。对于钱去哪了，省民政厅机关里的不少人心中都有数，在每年“送温暖”“献爱心”的名单中，李宏塔的名字都是排在最前面。这样的排名，不是以职务高低，而是以捐赠的数额多少来定。每当到农村看到“五保户”家的房子漏雨、到福利院看到老人被子太薄时，李宏塔就会想起祖父李大钊救济穷人时的样子，情不自禁地想帮助他们。
“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李宏塔表示，他的祖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立中国共产党，目的就是想改变旧中国受欺辱、人民贫困的状况。现在，中国实现了独立自主，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李宏塔祖父的心愿已经完全实现。他还将继续传承好李大钊的良好家风，把人民群众放在第一位，踏着先辈们的脚印继续往前走。（本网记者 李浩）
陆元九 克服重重阻力回国报效祖国
6月29日上午，来安县张山镇，77岁的郭郢村村民陆元龙在电视上看到自己堂兄、两院院士陆元九获颁“七一勋章”的消息，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他是我们安徽的骄傲！”陆元龙自豪地说。
1920年1月，陆元九生于皖苏交界的来安县张山镇，其父亲作为中学数学教员，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分子，家庭给了他良好的熏陶。1937年，民族抗战烽火燃起，陆元九到达大后方重庆，考入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1941年毕业后，陆元九留校任助教，后在1945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出国留学，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深造，并于1949年获博士学位。此时，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陆元九渴望报效祖国，却因美国阻挠不能回国。直到1956年，根据中美达成的协议，陆元九带着家人从旧金山登上返回祖国的轮船。
20世纪50年代，惯性导航堪称世界一流技术，回国后的陆元九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先后任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副所长，参加惯性导航技术的研究开发。他对我国的自动化研究起了开拓性的作用，除进行工业生产自动化研究外，还主持了飞行器自动控制研究、稳定系统研究等，都取得了成果。
1958年，毛泽东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陆元九提出：要进行人造卫星自动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它。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提出“回收卫星”的概念。与此同时，我国第一个探空火箭仪器舱模型在陆元九和同事们的手中组装出来。
20世纪60年代初，陆元九在中科院、中国科技大学同时负责多项工作，他把自己在陀螺、惯性导航方面的所学所用编撰成书，于1964年出版《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上册）》，这是我国惯性技术方面最早的专著之一。1965年，陆元九主持组建中科院液浮惯性技术研究室并兼任研究室主任，主持开展了我国单自由度液浮陀螺、液浮摆式加速度表和液浮陀螺稳定平台的研制。在长春，我国第一台大型精密离心机也在他的主持下诞生。
“十年浩劫”，陆元九被剥夺了一切工作。粉碎“四人帮”后，陆元九被调往北京控制器件研究所任所长。其间，陆元九积极参加航天型号方案的论证工作。他根据国外惯性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国内的技术基础，对新一代运载火箭惯性制导方案的论证进行了指导。
陆元九一直倡导要跟踪世界尖端技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航天先后开展了静压液浮支撑技术等预先研究课题以及各种测试设备的研制工作。同时，陆元九极力主张改善试验条件和设施，以便研制高精度惯性仪表。由于他的努力，国家批准建立了惯性仪表测试中心，为我国惯性仪表研制打下了坚实基础。
1982年，陆元九作为全国惯导与惯性技术专业组副组长、技术咨询分组组长，力主统筹规划，明确各研究单位的发展方向，防止低水平重复。1984年，陆元九担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常委职务。在他过问下，航天系统自培高学历人才已成风尚，航天人才断层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由于在惯性导航和自动控制方面的卓越贡献，陆元九先后被选为中国自动化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航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宇航学会理事、中国惯性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和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等，并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本网记者 张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