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芳华

许芳华，女，66岁，舒城县柏林乡兴河村人。1958年冬赴龙河口水库工地，担任“刘胡兰突击连”连长，先后被评为县、地区、省劳动模范。1960年水库竣工后，回农村担任基层干部及乡镇企业职工。晚年自食其力。

我叫许芳华，今年六十六岁了，在当年兴建龙河口水库中，我担任“刘胡兰突击连”的连长。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一道为建水库大坝出过力、流过汗，度过了那段限苦生活。算算时间四十多年了，到现在大家还没有忘记我们，我实在感动。时间久，我的记性又不大好，今天讲的可是有讹错，还望当年和我一道战斗的同志们，加以纠正和补充。

现在就从我自身说起吧。我娘家住在干汊河湾里，离杭埠河不远，兄弟姐妹七个。自打记事起，每逢杭埠河发大水，我家就被淹，父母就把我们送到附近周瑜城大墩子上，逃避水灾；我婆家在石岗兴河，常年干旱，有时颗粒不收，连人畜喝水都困难。从小我就吃尽了水旱灾害的苦头。1958年我20岁，一听说政府要在杭埠河上游修龙河口水库，高兴极了。结婚才三天，我就打起包袱和乡亲们一道奔水库工地来了。当时工地实行军事化管理，总指挥部下面设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师，我们石岗地区来的民工编在城北团，属第三师。开始时，我们妇女和男劳力一道挑土，我本来就是个要强好胜的性子，趟趟都要比别人多几锹土，一天还要比别人多跑几个来回。那时只有一双布鞋，收工后洗过脚穿，白天挑土干脆就光着脚丫跑，天数多了，脚板磨起了老僵（即茧）子，踩着碎石子也不觉得疼。每次“打盘”（工间休息），别的姐妹都累得东倒西歪，有人往地上一躺就迷糊过去了。本来就喜欢闹的我，却浑身是劲，为了给大家鼓劲、提神，常拿起用白铁皮焊成的土广播筒，又是说又是唱，宣传修水库的好处，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好评。由于我劳动上肯吃苦，工作上积极主动，一个月就入了团，三个月我就加入了党。当总指挥部决定从来自全县各地的女民工中挑选出一百多名组建“刘胡兰突击队”时，我就被挑选为连长，曾申英大姐是连队指导员。记得那天连队成立时，领导宣布任命后，我往前一站，一声令下：“集合！”120位姐妹，站得整整齐齐，接着我们就高举“刘胡兰突击连”的红旗，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工地。我们这支队伍，都是经过挑选来的，不但年青，而且漂亮，个个精神抖擞。我们一出现，整个工地气氛热烈，精神为之一振，惹得那些男民工们眼珠都瞪多大。我起了个头，战士们唱起了自编词曲的歌子，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歌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老学穆桂英，少学花木兰。是英雄，是好汉，水库工地比比看，共产主义早实现！”。

为了加快工程速度，总指挥部从县内各地调来了黄牛、水牛一千多条，组成了一支用牛车运土的大军，本来工地上就有几万人，现在又加上这么多牛车，人、车搅在一起，又都是高低不平的石子路。拥挤不堪，有人被牛踩伤的，有牛被车蹩断腿的，结果造成了“窝工”，再加上缺饲料，又无牛栏，没有多久，调来的耕牛死的死、伤的伤、损失很大。后来，指挥部改变主张，发动群众动脑筋，想办法，掀起运输工具改革热潮，利用独轮车、平板车、木轨小火车、吊杆运土机、手摇帆布传送带和劈土法、洞室爆破等，提高工效。一时间，出现了你追我赶的竞赛热潮。

做大坝粘土心墙，要用石磙碾压。工地上有两个大石磙，都是用青冈石凿成的，每个足足有八、九百斤重。我们“刘胡兰突击连”向指挥部提出要和小伙子们来个“擂台赛”，指挥部批准了我们的要求，担当拉石磙的小伙子，也都是挑选出来的，个个虎背熊腰蛮劲超人，一听说我们这队大姑娘小媳妇要向他挑战，眼水都笑出来了。有人说起了俏皮话：“比生孩子我们没那条件，比拉磙子嘛，嗨嗨！你们也敢！”“敢”！我许芳华最听不得男子这种风凉话：“有种的我们就来试试看！”百十个小伙子觉得这事过瘾，于是报告指挥部批准，打出了“董存瑞战斗连”的旗号。擂台赛开始了，这班小伙子，发挥自己的优势，大概也为了先声夺人，天气虽然很冷，但仍然打赤膊光着脊梁，精神抖数。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虽然是出力气活，但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飒爽英姿。头三天“董存瑞战斗连”小伙子们猛打猛冲，八、九千斤重的大石磙拉得平地生风，超过我们“刘胡兰突击连”姑娘们四十多来回。小伙子向我们打哈哈：“许芳华，怎么样！你敢跟我们比！”我手下的姑娘们有些沉不住气了，但我不急不慌，仍带领她们不紧不慢地拉着磙子走，其实我心里有数，凭力气我们女的当然不如男的，比蛮干我们更不是他们的对手，这就得动脑子，来个智取。我从小听爸爸说过他挑“八根系（脚夫）的经验。我叫姑娘们穿上薄棉袄，每个人缝个布垫披在肩上，并交待大家拉起来再热也不要脱衣服，身上一出汗就像小车轱辘加了油，跑起来既灵活又不觉得怎么累。到了第四天，形势发生了变化，出蛮力的小伙子，个个肩头都磨得又红又肿，碰不得绳，刹不下腰，拉起磙子便疼得龇牙裂嘴，我们仍然不紧不慢地跑着。到了第六天上，他们不得不慢下来。我们还“舅奶奶花鞋老样子”，两队的总成绩“半斤八两”，打了个平手。再往后，我们越跑越快，到了第十天，他们被我们拉下来了，他们由趾高气扬变得无可奈何了。擂台赛告一段落时，我们仍是超过了他们，赢得了最后胜利。优胜红旗被我们“刘胡兰突击连”夺得。

大坝上的擂台赛，小女子胜过了大男子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工地，这使几万人的精神为之振奋，促进了工效的提高，加快了工程进展。从此，我们“刘胡兰突击连”，一时间名声大振，整个淠史杭工地都知道，当然，我许芳华也跟着沾光，后来我还被评为水利战线的标兵。1959年春季我还同当时工交战线上的鲍家英、服务行业的惠国珍和文艺界的陈国英等一道参加了六安地区召开的“巧姑娘表彰大会”。以后，我还被评为省劳模，到合肥开会。

在龙河口水库兴建中，最使我忘不了的就是主坝合龙的那一幕。1959年春，为了使大坝工程抢在汛期前完成，指挥部又从全县各地调集了大批男女劳力和机关干部。工地上由原来的三、四万人，一下子增加到七、八万人。那时候，水上是人、陆地上是人，山里是人，山坡上还是人，人山人海，到处是红旗，到处是口号声，望不到头，看不到边，后来听人说，那叫“人海战术”，我信。那年春汛来得特早，眼看大坝在一米一米上升，那晓得水也在不断上涨。当大坝升到50多米高的时候，老天下得不睁眼，象拉线似的大雨一连下了三、四天，上游山洪暴发，大水铺天盖地而来，库里的水像蒲饭汤一样往上涨。听技术员说，当时水位快高出城关镇的城锥子（县城的龙头塔），如果一旦溃坝，大水破膛直下，从杭埠河两岸一直到巢湖就要被冲得精光，这个后果谁也不敢去想！那天晚上，外面刮着大风，大雨还是象插竹竿似地下着。白天我因为搬运石料，脚背被砸伤，住在工地临时医院的帐篷里，听着外面的风雨声，翻来覆去睡不着，生怕大坝被洪水冲破。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外面的锣声响成一片，那是紧急集合的信号。接着从狮子山方向传来了三声枪响，枪声报警，这是危急的信号！我一骨碌从板床上爬了起来，顾不上脚痛，迎着大雨冲出帐篷。这时外面一片喧哗，闹的翻江倒海，有冲向大坝的，有逃往高地的，还有的是被吓愣了站在雨里抖瑟。四面山坡上大喇叭一齐喊叫“总指挥部紧急决定……”风雨声加上脚步声和叫喊声，乱的像一锅粥，大喇叭或高或低，时断时续，我倒底也没有听清指挥部决定了什么。但我料定是大坝出事了，在这紧急关心，我们“刘胡兰突击连”总不能装孬种当逃兵！我强忍着脚病，一瘸一拐地插进人流奔向大坝。在一个闪电中，我发现了一队青年女子也夹在冲向大坝的人流中，我拼命地喊着她们的名字，大概她们听到了自己连长的声音，呼拉一下子围过来，问我怎么办。初见这个场面，我也不知该怎么办。我未加思索地把手一挥，大喊了一声：“冲上去再说！”等我们冲到现场一看，原来是东大坝被洪水冲开了一道大口子，起码有二十多米宽，洪水像牯牛样地往下窜，两边黑压压的人群一面呼喊着，一面向缺口中投东西，可投掷下去的沙袋、石块和整袋装的芋头干子、大米、面粉，只见在激流中翻个身，就被卷走了，缺口还在不断扩大。忽然一个响雷在大坝上空炸开，人群开始骚动起来，这时已有人向山坡上逃，这种场面如不立即制止，整个工地就失去控制，那不敢想的后果就会出现！狮子山上又响起了枪声，大喇叭里又传来了喊声，虽然嘶哑，但我听得清清楚楚：“为了子孙后代，就是死在这里也值得！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先站出来！”对，“死也值得！”我站到一块大石头上高喊：“'刘胡兰突击连'的姐妹们，准备好，下水！”就这样，无需点名，一个接一个跳了下来。因为水势太猛，好多人都被水冲走。我也被一个浪头抛起，又重重地跌进浪底，呛了好几口浑水，却被一块大石头挡住了，没有被冲走。这时我看到黑压压的人群，高声呐喊着又扑向缺口处，肩并肩，手挽手，筑起了几道人墙，用身体挡住浪头，后面来的人打桩的打桩，运土的运土，搬石头的搬石头，一鼓作气的堵住了决口，使大坝再次合龙，避免了一场天大的灾难。事后，记者采访时，总是要问我，“你跳下水时是怎么想的呢？”说老实话，当时我什么也没想，那样紧张关头还能想什么呢？大喇叭里不是说了吗，“为了子孙后代，死了也值得！”又谁叫我是“刘胡兰突击连”的连长呢，能装孬种！后来报纸上记者说，“组织500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筑起三道人墙”，并把我说成是“英雄”，其实，跳下来的也有普通群众，其中也包括我们“刘胡兰突击连”和“董存瑞战斗连”的兄弟姐妹们。

你们要我讲讲离开龙河口水库后的情况，说起来真有些惭愧，想起来还有些伤心，四十多年了，我确实活得很累，也算“老天有眼”总算让我活下来了。我就是这么个人，“竹筒倒豆子”，心里有话就直话，我这就从头说起吧。在水库快要竣工的时候，我身体就觉得很不舒服，而且肚子一天天地鼓起来，姐妹们也看出来了，都以为我有“喜”了。我是结过婚的人，心里清楚，自打来到水库工地，每天和姐妹们劳动在一起，吃住在一起，压根就没有和丈夫同居过，更没有和其他男人“那个”过，怎么会怀孕呢？绝对不会！还有一件事叫我不解，上工地后不久，月经就不来了，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反倒觉得这样干起活来倒利落些，并不知道这是不祥的预兆。这下子身体不适一天天加重，肚子也一天天大起来，直到走路困难。工程结束后，领导上出于关心，要我到县医院检查，一检查我吓了一大跳，原来是肚里淤积了两团大血块。我到处看医生求药方，血块是慢慢地消失了，但是六、七年中都没怀上孩子，左邻右舍，风言风语，把我的心都说凉了。作为一个女人不能生孩子，你们知道该是一种什么滋味了，我在别人面前强打精神装得不在乎，其实背下里我哭了不知多少次。以后不断听说，我带领的“刘胡兰突击连”中，有不少姐妹不是落下严重的妇科病，就是生育不正常，我感到深深的愧疚。或许今天的青年人会说，“你们当年也太随便了，哪能拿自己身体开玩笑！”可爱的孩子们，你们可知道龙河口水库是在我们国家最困难时期修的啊，吃不饱瓜菜代，睡的是湿地单，为了抢时间，“小雨不停工，大雨打冲锋”是常事呀，不是“太随便了”，而条件不许可，如果不作那样的牺牲，你们今天有个好玩的“万佛湖”吗？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你们，我并不为当年修水库付出的代价后悔，也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很好地珍惜！

接着我再讲讲后面的事。从龙河口回来后，六安地委保送我到安徽大学附设的工农中学去读书，这是我最幸运也是我最开心的事了。我又有了上学的机会了，而且还是安徽大学附中，我非常珍惜，恨不得不休息不睡觉，一下子钻进书里面去。那知没过几个月，又是“吃食堂子”，又是“低标准”，老百姓吃不饱，不少地方饿死人。工农中学办不下去了，学员各回各的家。我回到舒城后，先在古城公社任共青团支部书记，没干多久，又搞人员“大下放。”我回到婆家兴河村大队担任大队妇女主任。由于我的工作表现好，不久又当上大队书记，成了全县唯一的一个女支书，我同时还是公社党委委员。虽然我文化水平不高，毕竟经过修水库时领导百十个人的磨炼，工作起来也还算得心应手。我虽然是回到了婆家，也还作为英雄模范人物，多次被邀请到县、地区和省里去开会或去作报告，在一般人眼里，还算是很“风光”的，当然我自己也感到满足。[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