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白

李少白是我县水利部门老领导之一。他参加了当年龙河口水库工程兴建的全过程，并负责其中的工程施工重任。此文回忆了他在水库筹备工作和进展中的亲身经历。

我叫李少白，是当年龙河口水库施工负责成员之一，距今已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了，而我也已是桑榆晚景、朝暮难卜的八十一岁老人啦！回想起龙河口水库施工情景，实在感慨万千。在那十分艰苦的年代里，舒城县委和政府的领导带领我们和全县人民，以不怕流血和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换来今天的人民幸福，这真是了不起的千秋大业，我有幸能看到现在如此风光，心中感到十分欣慰。今天要讲的就是龙河口水库来之不易的亲身经历。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就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工作，1950年，长（江）、淮（河）委联合编制了《巢滁皖流域规划》，根治杭埠河就包括在其中。杭埠河发源于岳西县石关乡流经舒城县境内97.17公里，流域面积1585平方公里，历史上它就是一条半利半害的河流。解放后，1953、1954、1956连续三年的洪水。加上涝中有旱，旱中有涝，给舒城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县人民政府曾先后三次向省政府报告，请求立项在杭埠河上游兴建龙河口水库，解决蓄洪和灌溉问题。加以1957年间皖西地区的史（河）淠（河）工程已经动工，淮委把治理杭埠纳入其中，组成“淠史杭工程”；1958年春季，全国掀起了兴修水利高潮，提出“八亿、八亿、再八亿”（土石方）的口号。舒城县委决定兴建龙河口这座大型水库。但当时省水利厅鉴于陈村、花凉亭、梅山、佛子岭、磨子潭和响洪甸几座大水库已相继动工，物力、财力和技术力量都有限，所以龙河口水库未被列入项目。六安地委根据舒城的迫切要求，是年6月，召集有关收益的舒城、庐江、六安三个县领导人去六安开会，我受舒城县委委派参加会议。当天晚上，地委第二书记、专员赵子厚同志亲自到我们住处征求意见，六安和庐江两县同志对兴建龙河口水库态度比较暖味，勉强同意。我则按舒城县委意见表示坚决干。第二天上午就在会议中接到省里张祚荫副省长（兼水电厅长）打来电话，指示龙河口水库现在不要上马，因此未做决议，只好休会。但考虑到舒城的态度坚决，赵子厚同志即派郑象生副专员和我去合肥找张副省长当面汇报。到了合肥，张副省长没有亲自接见我们，他派水电厅孙副厅长和我们谈。孙副厅长讲了很长时间施工技术问题，但就是不提建龙河口水库的事，我们实在忍耐不住，只好主动提出请求，他回答我们：“要干，省里只能拨给300万元，六安地区负责设计，舒城县承担施工任务。”我们回到六安，汇报了省厅的意见。地委召开常委会，认为龙河口水库工程应当抓住机遇可以上马。我回到舒城向领导作了汇报，县常委立即召开了会议，全面分析了兴建龙河口水库的有利条件，认为：第一，龙河豁口是晓天河与河棚河交汇处，豁口之间还有座小山，正好向上游突起，可做东西坝连续间的“砥柱”。这种地形符合“两山夹一凹，中间打个坝”的自然条件。也就是讲在这里建水库是最理想的坝址。第二，根据《巢滁皖流域规划》精神，又经过了安徽省农业厅水利厅、第一勘察队，清华大学、武汉地质学院的地质专家来龙河口勘察坝址地质情况，并由安徽省水电厅派钻探队进行钻探。淮委根据勘察钻探的资料，又派邹子和、金汉祥两同志前往北京国家水利部向总工程李捷、苏联专家古耶夫报了坝址的地质情况。古列耶夫认为，两端岩层破碎大，承受能力差，不宜浇筑混凝土坝，他提议铸堆石坝或土坝。李捷于1958年元月23日亲自来舒城勘察龙河口坝址，并确定用土坝。专家的意见，正符合我们的意，做土坝我们有利条件多。第三个有利条件就是大势所趋。当时在全国掀起水利建设高潮中，舒城的广大群众对大兴水利呼声急、热情高。常委们认为群众这种高涨的积极性，只要加以正确引导，就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就能实现梦寐以求的愿望，真可谓是“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常委会经过反复认真分析研究，坚决贯彻落实地委的意图，下决心兴建龙河口水库，不辜负上级领导和全县人民的期望。于是在广泛宣传和讨论的基础上，着手筹备工作。于是1958年10月27日，“龙河口水库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1] [2]